第三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The 3rd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 2019”）是集纪录片展播、推优、提案、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定于2019年10月18日-20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卡罗尔 · 迪辛格（Carol Dysinger），著名纪录片导演、剪辑师，圣丹斯电影协会纪录片实验室顾问，大卫·佩恩卡特杰出教学奖获得者。其致力于推广电影（纪录片）教育，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电影（纪录片）制作工作坊。曾执导纪录片《胜利营地，阿富汗》（Camp Victory, Afghanistan），这是 9/11 事件后阿富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在 2010 年的 SXSW 电影节（South By Southwest 2010）竞赛单元中首映，并于诸多电影节亮相：包括 MoMA 纪录片双周电影节（Doc Fortnight）、人权观察影展（Human Rights Watch Film Festival）及在荷兰海牙举行的 “Movies that Matter” 电影节，并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公共电视上播放。
2004年，《最后期限》/Deadline
*提名第20届美国圣丹斯独立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1999年，《圣徒戴尔兹》/Santitos（马丁·斯科塞斯监制）
*获第15届美国圣丹斯独立电影节拉丁语电影特别奖
1995年，《朋克》/ The History of Rock n' Roll- Punk（华纳出品、约翰塞·耶斯监制）
*获第47届艾美奖
艺术家的任务是尝试理解人们的处境
不要戏剧化地加剧隔阂和恐慌
我认为9·11后的世界，尤其是美国，一直有一种恐慌在蔓延，国家与人民的行为都基于这种过去不曾有的恐慌。在我的记忆中，人们恐惧核战争，恐惧许多东西。与恐怖主义斗争，产生了更多的恐慌。而我认为一些电影，大部分的叙事，利用了这种恐慌来驱动他们的故事。他们不是在尝试构想一些故事去直面这种恐慌，去思考我们真正该害怕的是什么？而哪一些只是我们过于夸大了？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彼此，去减少这种恐慌？
我主要在阿富汗工作，但我生活在纽约，9·11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纽约。我发觉在当下艺术家真正的工作是，尝试去解释我们彼此的处境。一些在IDF大会上展映的纪录片，尤其是《如父如子》，它尝试去展现一个没有参与我们所认为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家庭。这样的作品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人，这些身处于我们所畏惧的争端之中的人们。我不怎么喜欢看的那些剧情片，大多围绕着这些“恐慌”的主题。而这些作品的细节并不能体现出真正发生了什么。好莱坞电影在大部分情况下处理不好细节。因此，在纪录片的领域里，我认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尝试去减轻并理解这个巨大的恐慌，这片恐慌的乌云在许多国家酝酿了许多事端。据我所知，在阿富汗的冲突中，有许多塔利班分子希望回到政府，他们不希望被放逐，而希望融入。在最近一次的海战中，有许多的塔利班士兵违反长官的命令离开连队，逃到独桅帆船上只吃冰淇淋度日。找到这些瞬间，可以帮助人们明白和平所可能发生的细微处。因此我认为，当下已经有许多的恐惧，而艺术家的任务是不要让这种情况变成虚构故事的蓝本，而是去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并且不要通过戏剧化的处理让它变得更糟。
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发生在美国和欧洲进军阿富汗的背景下。我的镜头尝试带领观众进入一个房间，一位美军上校与一位阿富汗将军出现在镜头中。我尝试去展现这位美军上校，对阿富汗将军打过多少场战役，所产生的由衷的敬佩。阿富汗将军在美军上校的帮助下，明白美军如何管理军队，也产生了深深的敬佩。友谊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因此，对我而言，我的镜头就是努力去追踪这份友谊。
在另一部我将要完成制作的纪录片《一颗子弹，阿富汗》中，拍摄了一个在平民伤亡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家庭。我发现我不可能在房间中消失，因为作为在房间中的一个西方人、唯一的一个西方人，我不可能被忽略。我太显眼了。我对于他们来说，太不一样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的摄影机就是我的眼睛。因此你会觉得我的镜头“看着”某些事物，或从某些事物面前“移开”，以便于尽力帮助观众明白作为一个美国人待在这个房间里是什么感受。此时，镜头就成了一种立场，同时观众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因此观众不会忘记这里有一个纪录片制作者。在一些情况下，摄影机可以隐身，事件好像自然地发生在镜头前。但当你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到处都是伤亡，孩子被屠杀。你便无法消失。所以你必须找到一种美学去呈现。我与我身处的现实的关系，我在听，我在说，我在了解他们，试图提供帮助，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的复杂性。对我而言，我试图通过影像去呈现我与被摄者共处的空间，试图去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感到这种距离大部分是由恐惧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如此疏离。在《一颗子弹》中，女主角与我同一个年纪，但她是第四个妻子，生了11个孩子，有53个孙子和孙女，不识字。但她与我很像，我们只是使用不同的工具。这部纪录片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发现作为中年女性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我感到在当下，这些就是影像的使命，因为我们（通过影像）比以往更加亲密，我们（通过影像）比以往更了解彼此。我想如果我在25年前就来到中国，我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我会看到一个跟现在非常不一样的国家。（但现在）你们的交通指示牌的颜色和美国是一样的，道路上的车辆也是一样的，食物对我来说也不陌生。因此，既然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相同之处，我们使用的媒介如此相似，那么我认为对于纪录片作者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的共同点在哪里、我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世界现在是什么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不仅是因为9·11事件，也是因为所有的技术将世界各国聚到了一起。你想象一下过去，当汽车被发明时，飞机被发明时，铁路被发明时，世界被联系起来，也因此带来了很多战争，因为我们不能再无视彼此。现在同样的状况发生在网络上，脸书，等等，微信，色拉布，所有的这些平台让我们很容易接触彼此。教育应该是学会去倾听别人，倾听与你非常不一样的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以及如何发现自己的盲点，去了解你无法了解的事物，等等。
我试图呈现我的所见所闻和事物的样貌
不要停留在“事实”表面
没有人会因为“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改变人们的想法的是“事实”所发生的画面。因此，当某人说“我纪录事实”，我更倾向于说“我纪录现实，我试图呈现我的所见所闻，和事物的样貌，以及在此之上建构的故事。”
我想说，2018年阿富汗发生了1120起平民伤亡事件，75%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引起的，25%是外国军队导致的。这是我们所能探知的事实。但你如何应对这个信息？如果我呈现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一个孩子的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它影响了一个家庭超过6年，你就会明白那颗子弹的“事实”造成了愤怒和后续的行为。它不会停留在“事实”表面。对我来说，好的纪录片可以让我保持兴趣，并且令我感到意外。好的纪录片是真诚的。好的纪录片引起我的思考，但不是告诉我应该思考什么。好的纪录片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不是唯一真理”。好的纪录片更像是一个寓言，而非对于事实的陈述。好的纪录片令人产生敬意，但不会过于严肃，因为我希望笑出来，我希望与人们相遇，我希望看见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不理解的东西。好的纪录片都将在历史中走向深刻，或者以不同方式将事物联结在一起。